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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他将笔触伸向人的心灵深处—任继民的西藏人物画创作

2006-12-21 10:50:11 来源:艺术家提供作者:贾德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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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画家开始注意西藏及藏民生活,是在50年代平息西藏叛乱之后,油画家董希文率先创作了《春到西藏》,以歌颂翻身农奴的新生。此后,黄胄、李焕民、朱乃正等都创作了引人瞩目的藏区佳作。描绘社会主义新貌,歌颂英雄主义,是那一时期的文艺基调,他们的作品也不例外,都是以“高于生活”的热情洋溢的笔调展示生活中美好的一面。“文革”10年,以“红、光、亮”“高、大、全”为特色的矫饰的宣传绘画遍行各地,表现藏族题材的创作亦相对冷落。


  再度掀起表现西藏的热潮是在“文革”终止后,新艺术潮流奔腾而来,西方文明的冲击要比近百年来历史上任何一次都更加激烈、广泛和彻底。陈丹青的《西藏组画》让人们第一次从画幅中看到如此粗朴、强悍,对宗教如此虔诚的藏民形象,好像也呼吸到了带着“酥油茶”的高原藏野之风。此后,以文化反思为背景的寻根热席卷了中华大地,青藏高原和藏区成为油画家、国画家造访的焦点,甚至摄影家、音乐家、舞蹈家、影视创作人员,纷沓而至,向那片神秘的土地叩问。有关藏族的艺术作品激增,但多数都是以猎奇形态,表现浮光掠影的印象。当然也不乏有像艾轩、史国良那样多次、长时间地到西藏探访的画家。艾轩曾20多次进入西藏和四川的藏区写生及收集素材,他以前所未有的“怀斯”风表现他所见到的真实,创造了一批又一批的西藏组画,孤独的抒情与少许的神秘感美妙地结合在一起是艾轩作品的特色。艾轩充分发挥了他的技法,才使得他有个性的绘画语言得以显现出来。史国良像他的老师黄胄、周思聪一样,坚持“一是造型、二是传统、三是生活”的三条原则,自1979年始多次去西藏写生,创作了大量反映藏民生活的画作。他以中国画的写实主义展现了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礼佛、送经、劳作等。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没有太多的宗教式的凝重与悲剧意味,而是充满了感受本真之后的欣悦之情。很显然,艾轩的作品以伤感情调表现出冷峻苍凉的现实主义风格,史国良却以笔墨为手段,以写实为基础,以写意为主导构成了他的乐观向上的抒情风格。这两种风格无疑为正在高原雪城的迷恋中寻找自己道路的任继民提供了参照。


  1993年,任继民曾在北京画院王明明工作室深造,除去王明明自然、流畅,不雕不琢的画风对他的影响外,学院派体系而又有所发展的人物画家周思聪对他的成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周思聪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女画家,作为蒋兆和的学生,在艺术上最终还是脱出了先生的窠臼而寻找到了自己的路。她的作品总的情调看是倾向于抒情的,她常以细腻的情感使作品含蓄而富有人情味。她有过以花鸟画的意韵表现少数民族的诗意的小品阶段,也有以线条、皴擦、水彩敷色的写实阶段,其代表作为《人民和总理》。她曾一度对矿工的生活产生了兴趣,以宽厚仁慈的母爱沉湎在他们的过去和现在的生活之中,她模仿日本女画家赤松俊子的凌厉的画风,在纸上以线的皴擦作交错与分离的变形,借以强化视觉直观的冲击力来传递出她心中沉甸甸的感触和痛苦。周思聪一直没有停止过她的艺术追求,经过几次变动之后,最后落脚在用细密的笔墨表现西藏风情。任继民的老师王明明强调笔情墨趣的藏女,周思聪又用淡淡的水墨承载悲天悯人的浓情,都像汩汩的清泉滋润着他干涸的心田,激励他下定走进西藏、表现西藏的决心。自1996年起,任继民先后八次深入甘南、青海和藏北,高原神圣、雄阔、苍凉的自然环境,藏民强健、粗犷、雕塑般的体魄,朴纯善良、背负着生活重荷的藏女,白发苍苍的老人和天真无邪的孩子,以及他们赤诚、热烈、单纯的宗教信仰和坚韧、顽强、豪放的个性,都强烈地震撼了他,唤醒了他的艺术直觉,激发了他不可遏止的创作欲望。每一次的藏区之行,都令他着迷和感动;每一次的藏区归来,他都创作了一批作品。漫漫长路中,他上下求索,养成了勤奋耕耘、淡泊名利的品格。他性格内向,少言寡语,不善交际,只在艺术中寻求对话,在笔墨中品尝甘甜,因而,他能耐住寂寞,数年如一日地面壁思索艺术,不停歇地跋涉在青藏高原与喜马拉雅山之间,质朴的西域风情与生活滋养了他视作生命的艺术,他从中悟到了艺术的真谛与生命意义。他认为:关怀生命,挖掘质朴中的淡雅,赞美没有污染的灵魂,是他作品的精神追求。他声称:情感大于任何形式,没有情感的形式像失去生命的贝壳。在他的一系列反映藏区生活的作品中,很少在形式上做文章,任其情感的驱使,表现他的心境。他将感情融入笔端,哪怕是苦涩的、苍凉的、沉重的,都会真实地反映在他的画面中。更为重要的,是  他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发掘。他把笔触伸向了人的心灵的深处,向人们展示出藏族人民的灵魂隐秘。


  看着那一步一拜,磕长首的藏民,为着心中的天堂,用身体去丈量着通往天堂距离的感人情景,任继民似乎理解了“朝圣”的涵义。他看到的是一尊尊流动的雕像,很少受现代“文明”的污染,其相对原始的生存方式透露出晶莹无邪的灵魂。油然而生的敬意,使他视藏民为心中之“佛”。在理解与感悟藏民的同时,为实现他的精神追求,任继民选择用他喜爱的写实手法去打开生命的渊深之门是他惟一的希望。他觉得艾轩的写实主义协于冷峻和凄凉,他不喜欢他作品中流露出的陌生感和孤独感;他也感到史国良笔下的藏民不够本质和自然,他欣赏他老师周思聪深沉含蓄的抒情风格,常常浸沉在他老师情感深处一贯的那种仁厚和缠绵之中,使他只能以具像、写意、象征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在那一张张经过无数次风雨洗礼的脸上,他领略了人生的苦涩和沧桑;在一遍遍皴擦、一层层渲染的笔廊墨迹中,他品尝了沧桑和苦涩的美感。他喜欢那种经过岁月“酿造”的感觉,如同粗朴的古陶、斑驳的壁画一样,都能和他的情感、审美产生共鸣。他着力刻画的羊皮袄、寒风中的乱发以及圣洁的眼神,明显地借鉴了西方绘画的语言,其中不无“怀斯风”的影响。在任继民看来,怀斯诱发了他潜存意识里忧郁而理性的艺术思维,但怀斯的艺术原则告诉了他,观念在创作中的重要性。任继民似乎在这里领悟到:观念的现代性不可以从别人那里牵强附会移植过来的,必须依据自己的感受。同样的情绪,在当代中国画的表现中必须具有时代的色彩和独特的个性,必须在题材内容、形式风格上注意处处铸造不同于别人的自我。这样,你的作品才具有魅力。


  具有学院派功底和写实主义造型能力的任继民,没有陷入西方绘画的泥沼,他作品中的凝聚力仍然体现在用线的意识来塑造形体的状态。他的那些有意味的线以及灵气焕发的人物轮廓,使他的作品充满中国传统艺术的韵味。淡雅透明的颜色和无数遍的淡墨“酿造”总是同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线的疏密、粗细组合与走向上的逶迤遒直,又使画面回响着“微妙的自然——精神的节奏”。画面消失了浮在面上的情感表态,一片空漠与寂静,细密的肌理织成如梦似幻的大片朦胧,人们还是能够在他带着伤感情绪的作品中觉察到他灵魂深处的祝福和祈盼。


  与那些表现藏区风情的作品不同,任继民以笔含情、墨含韵的方式表现了西部藏民的灵魂之美,透出“绘画语言”清纯、沉静的特点,传递出一种略带忧伤的诗情。这种平民意识的“美感”与“诗意”是一种极朴素而不做作、极亲切而不虚拟的自然之美,闪烁着真、善、美与人性的光彩。这里,不乏浪漫手法,不乏抒情的笔墨,“语言”提供了想像,提供了空间。


  遥远的西藏在任继民的心中是神圣的,淳朴而虔诚的藏民在任继民的心中永远是美好和圣洁的。他一再地画他们,用宗教般的虔诚之心,把自己的情感和审美寄托在他们的形象中。他的作品无不透出生命在追求中所产生的沉重感,一种更加珍惜生命的忧虑似乎弥漫着他的整个创作情绪,缠绕着他思想中渴望表达的部分。从他画中所走出的人物,尤其是那些藏族妇女、儿童、老人,多数是在寂寞的状态下凝思,伴随着对现代生活的某种希望与等待。他的人物从生活中走来,他们在理想与现代之中,在时间与空间之中,在人与自然之间,在过去与未来这中寻求,就像存在主义哲学中所提出的,寻求自我的存在方式,寻找真正的还没有找到的东西。这是任继民所向往与崇尚的精神境界,是人所心仪的一方净土。


  任继民这几年的创作历程,是在他原有的写实主义水墨人物的基础上展开的,在破除了单调的形式规范和摒弃了情节与故事的过程中,水墨语言也随之丰富起来。他那沉着平静的表现语言,稳定平衡富有张力的构图方式,线造型功能的极致发挥,精致细微的肌理技巧,变化丰富的墨白对比,色彩的单纯和画面的精炼和谐,刻意追求主体与自然之间的互为象征,即天人合一的诸多创新,打破了表现西域风情的惯性思维,展示了雪域高原冰雪般纯净透明的人性美,形成独特的新格局。他在水墨的语言表情同自我情感的表现上寻找到了最佳接合点,这正是他艺术得以不断升华的关键。


  力求完成从物质到精神的转化,追求从传统向现代的超越,应该是任继民在水墨疆界别开生面的开拓中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


2004年11月5日 于北京温泉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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